发布日期：2025-05-22 06:53 点击次数：192
联邦统计局的相关数据表明，在二战后的婴儿潮时期，德国的新生儿数量颇为可观，1964年竟达到了136万之多。然而，自此之后，新生婴儿数量就如同坠入了下行通道，一路持续下滑。直至2011年，新生婴儿数量触碰到了二战后的最低谷，仅有66.3万。面对这样的人口形势，德国积极采取行动，通过一系列的家庭政策来激励生育。这些政策犹如春风化雨，对生育率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使得生育率开始出现反弹。到了2020年的时候，整个德国诞生的婴儿数量超过了77万。此时，生活在德国的女性平均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达到了1.53个，这一生育率在欧盟范围内处于中位水平。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3月，当时正处于疫情期间，可德国却迎来了65903名新生儿，这个数字创下了23年以来的新高。这一现象的出现，或许与德国之前推行的家庭政策有着密切的关联。在疫情的大背景下，人们的生活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德国的家庭政策可能给予了民众生育的信心和保障。这一系列的家庭政策，无论是在经济上的扶持，还是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保障，都为家庭生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而促使更多家庭愿意生育孩子，即使在疫情这种特殊时期，也能出现生育率上升的积极态势。
实际上，激励育龄人群组建家庭并且生育子女，舒缓老龄化带来的结构性冲击，这是每一个步入工业化社会的国家都必须应对的重大课题，我国自然也不例外。就拿德国来说吧，虽然生育率并非家庭政策的唯一考量因素，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提升生育率无疑是历届德国政府家庭政策的重中之重。工业化进程往往伴随着诸多社会结构的变革，老龄化就是其中一个极为显著的现象。随着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逐渐增加，这一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劳动力人口的相对减少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紧缩，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活力；从社会保障层面而言，老年人口增多意味着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支出的压力增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都在积极探寻有效的应对策略，鼓励育龄人口生育后代就是其中关键的一环。德国作为一个工业化国家，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的家庭政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家庭政策涉及诸多方面，例如家庭福利补贴、育儿支持等多个领域。但是在众多目标之中，提高生育率始终处于核心位置。这是因为生育率的提升能够从根本上为社会注入新的活力源泉。新出生的人口意味着未来的劳动力资源，他们将在几十年后成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参与到各个产业之中，创造经济价值并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所以，德国历届政府在制定家庭政策时，都将提高生育率当作关键的核心内容，以此来缓解老龄化可能带来的各种潜在风险，这一做法对其他工业化国家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如果没有14个月的育婴假和父母金，可能就没有弟弟】
我与我的苏格兰籍丈夫，如今客居在德国这片土地上。在我那已过三十五岁而略显疲惫的膝边，有两个小家伙欢快地绕来绕去。岁月在我的膝盖上似乎留下了痕迹，三十五岁之后，身体仿佛不再像年轻时那般充满活力，膝盖也时不时地传递出一种疲惫感。而这两个小子，就如同灵动的小旋风，他们的存在给我们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增添了无尽的欢乐与生机，也让我们肩负起了更多的责任与爱。
我就职于一家金融科技公司，从事业务拓展方面的工作。我的老公呢，他可真是个积极进取的人，在上班之余，还在努力进修国家认证的幼教资格呢。说起来，怀老二这件事就像是命运给予的一个美好的惊喜。当时啊，老大还不到2岁呢，而我呢，已然光荣地步入了35岁以上的高龄产妇群体之中。大家都知道，对于高龄产妇而言，身体状况等各方面因素都需要谨慎考虑，这个时候可不能再犹豫不决了。于是呢，我就想啊，不如就顺应天命，按照常规的步骤来就好了。毕竟高龄产妇面临的风险相对较高，像胎儿发育异常的概率可能会增加，孕妇自身也更容易出现妊娠并发症等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与其纠结于各种可能的后果，不如坦然接受这个小生命的到来，有条不紊地迎接新生命的孕育之旅。
想当初，我由于工作调动，从中国香港辗转来到德国。在香港的时候啊，那租房的价格可真是高得离谱，区区60平米的房子，仅仅因为能看到海就敢要价2000欧，简直就是所谓的“海景豪宅”价格了。本以为到了德国，就能远离这种高房租的困扰，可谁能想到呢？德国的大中城市房地产市场也是一片火热，那房租就像火箭一样蹭蹭往上涨。就在2020年初的时候，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和家人一合计，咬咬牙决定贷款买房。这就如同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但又不得不走的道路，从此光荣地加入了房奴的大军。后来啊，当家里迎来二胎这个小生命的时候，我也正幸福地拉着房贷这副沉甸甸的“犁”，开始在生活的这片田地里继续辛勤耕耘呢。这就像是生活给我们设置了一个又一个的关卡，而我们只能硬着头皮，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毕竟，房子是家的根基，为了家人能有一个稳定的住所，即使背负房贷的压力，也是值得的。
全职工作本就忙碌，还时常需要出差，家里又有年幼的老大需要照顾，在这样时间和精力都极为有限的情形下，我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我那还不到一岁的可爱小猎犬阿蒙，就这样被我满含着泪水送到了乡下的农庄。那是深秋的季节，阿蒙来到了它的新家。它透过窗户望向外面，浩渺无垠的长空一望无际，绵延不绝的森林郁郁葱葱。而我呢，看着阿蒙离开后的空荡，心里却被即将到来的新生命所填满。这个小婴儿比小猎犬更加娇弱，需要更多的精心呵护。可一想到未来的生活，我就不禁泛起“手停口停”般的忧愁。毕竟，要照顾好新生命、老大，还要兼顾工作，这其中的经济压力和精力消耗都不是小数目。全职工作意味着稳定的收入来源，一旦停止工作，经济上就会立刻陷入困境，就像一艘在海上航行的船突然失去了动力，随时可能面临沉没的危险。而照顾孩子所需的各种花费，就如同一个个隐藏在暗处的礁石，随时可能让这艘本就飘摇的“家庭之船”触礁。所以，在这样的多重压力之下，只能割舍对小猎犬的陪伴，这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
之前，由于我年事已高，身体还出现了诸多状况，医生便叮嘱我要安心静养，不可再继续工作了。从2020年5月开始，我便逐渐去探究德国有关生育以及父母婴方面的政策。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对这些政策了解得愈发深入透彻，我内心的焦虑也如同潮水一般渐渐退去。要知道，高龄本就伴随着身体机能的下降，再加上身体出现一系列的状况，这无疑给我的生活和心理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座难以背负的大山，医生基于专业的判断，嘱咐我静养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在静养期间，我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德国生育和父母婴相关的政策上。德国在这些方面的政策有着独特的体系和丰富的内容，通过逐步深入的了解，我发现这些政策能够为许多面临类似困扰的人提供有效的解决途径，这就像是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从而使得我的焦虑情绪慢慢得到了缓解。
按照医生的嘱咐，自2020年5月起，我便开启了孕期禁业休假之旅。确切来讲，这属于病假范畴。要知道，怀孕这一特殊时期，特别是对于高龄产妇而言，往往会伴随各种并发症状。无论是妇科医生、神经科医生，还是骨科医生，他们在察觉到怀孕所引发的一系列症状对孕妇及胎儿存在危害时，均有可能开具休假或者减轻工作量的医嘱。当我将此情况告知雇主之后，雇主必须照常支付我的薪资。而这部分薪资，会由我所参保的公立医疗保险公司补偿给雇主。公立医疗保险公司的资金来源，乃是平日里我和雇主共同缴纳的费用，可不是那种额外购买的补充医保或者私人保险。这种机制的设立是非常合理的，从孕妇的角度看，怀孕时身体面临着诸多变化和挑战，各种并发症状可能随时影响自身健康和胎儿发育，所以需要有这样一种保障机制，让孕妇能够安心休息或者减少工作量，避免过度劳累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从雇主的角度而言，虽然支付了孕妇的薪资，但能够得到保险公司的补偿，也不会造成额外的经济负担。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说，这体现了对孕妇群体的关怀，有助于保障人口的健康繁衍，是一种人性化、可持续性的社会福利政策的体现。
还有一种孕期禁业的情况，是由准妈妈自身工作性质所决定的。就拿那些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准妈妈来说，例如在建筑工地上搬抬重物的女工，繁重的体力活对孕妇自身以及腹中胎儿都可能带来极大的风险。长期接触化学药品的准妈妈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像在某些化工实验室工作的人员，化学药品的挥发性物质或者直接接触可能具有毒性、致畸性等危害。再者，在高温高噪音环境下工作的准妈妈，如在一些钢铁冶炼车间或者嘈杂的机械加工厂工作的女性，高温可能导致孕妇中暑、脱水，影响胎儿发育，高噪音也会对孕妇和胎儿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雇主需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要么为这些准妈妈改善工作环境，消除这些不利因素，让她们能够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继续工作；要么采取缩减工时和工作强度的措施，从而减轻准妈妈的工作压力，保障她们的健康。并且，在准妈妈休假的时候，工资还应当照常发放，这既是对孕妇权益的保障，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
我周围有两位朋友，她们都在孕期步入第7个月的时候开始了禁业休假。其中一位是心理医生，她平日里要应对大量繁重的心理问题。要知道，心理医生的工作可不轻松，每天都得全神贯注地倾听患者的烦恼、剖析他们的心理症结，这需要消耗巨大的精力，无论是精神上还是体力上的负荷都相当重。而另一位朋友是理发师，她每天的工作状况是站立时间长达4小时以上，并且活动的机会寥寥无几。长时间的站立会使身体的血液循环受到影响，缺乏活动更是不利于身体的新陈代谢，对于处于孕期的女性来说，这无疑是对母婴身心的潜在威胁。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些工作情况可能给孕妇和胎儿带来的种种不良影响，所以法律做出了这样明智的规定，允许孕妇在孕期第7个月开始禁业休假，这一规定是非常必要且合理的，它体现了对孕妇这一特殊群体的关爱与保护。
二宝的预产日期定在了8月28日呢。按照相关规定，从预产期前的6周开始，一直到分娩后的第8周为止，妈妈们可是拥有一项特别的权益，那就是全薪产假权。这期间的薪资可是由雇主来承担的哟。要知道，这样的规定对于妈妈们来说意义非凡。在预产期前的6周，妈妈们的身体往往已经变得较为笨重，行动不太方便，很多工作可能都难以胜任，这时候开始享受产假可以让她们好好休息，为即将到来的分娩做好准备。而分娩之后的8周，妈妈们正处于产后身体恢复的关键时期，需要悉心调养，还要照顾新生的宝宝，全薪产假能够保障她们在这个特殊阶段没有经济上的后顾之忧，让她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身体恢复和照顾宝宝的事务当中。
宝宝诞生后的三年之内，父母双方享有总计12个月的育婴假期，这一假期在德语中被称为“Elternzeit”或者“Parental Leave”。要是因为照料孩子的缘故，有一方不得不舍弃收入的话，那么父母双方总共能够拥有长达14个月的育婴假期呢。在这整个育婴假期期间，政府会向父母发放父母金，在德语里是“Elterngeld”或者“Parental allowance”。这个父母金的领取规则是谁休假谁就能得到，父母既可以分开休假来领取，也可以一起休假领取。那这个父母金的额度是怎么计算的呢？它是按照休假一方在孩子出生之前的税后工资的65 - 67%来确定的。而且它还有个下限，就是每月最少能拿到400欧元，按照汇率换算的话，大约相当于人民币2700元；同时它也有个上限，即每月最多1800欧元，换算过来差不多是人民币1.2万元。这一政策的制定是综合多方面因素的。从社会层面来看，它有助于减轻家庭在养育孩子方面的经济压力，让父母能够更安心地陪伴孩子成长。从家庭内部结构来讲，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休假领取父母金，都给予了家庭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安排育儿时间的机会，既保障了家庭经济来源的一部分，又能让父母都有机会参与到孩子的早期成长过程中，是一种非常人性化的政策考量。
此外，还有一部分朋友会去选择父母金升级版呢。打个比方说，如果父母打算采用半天工作、半天休假的模式来陪伴孩子成长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够去申请这个升级版的父母金了。这里要说明一下，这个升级版在父母金的计算方式上并没有改变，其总额也维持原样，只是发放的形式有所不同，变成每月发放金额减半，不过可以申请的时长总计能够达到28个月呢。这对于那些既想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投入较多时间，又不想完全放弃工作的父母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毕竟，能够在陪伴孩子和工作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是很多家长梦寐以求的事情。这种半天工作半天陪孩子的模式，既不会让父母完全脱离职场，导致日后重新回归工作时面临巨大的压力，又能让孩子在成长的关键时期得到父母足够的关爱，是一种相当人性化的安排。而父母金升级版在金额总额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每月发放金额和延长可申请时长，为这类父母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使得这种理想的陪伴模式能够更好地实现。
在我休完全额薪资的产假之后，我和老公按照我8个月、他6个月这样的比例，向政府提出了14个月育婴假以及全额父母金的申请。
【孩子的津贴——儿童金】
在德国，对于孕期高危产妇而言，其禁业带薪假的薪资支付视具体情况而定，或是由医疗保险承担，或是由雇主负责。而在临产前以及分娩之后的全薪产假期间，薪资的支付者则为雇主。值得一提的是，此后还有长达14个月的育婴假，并且还有父母金，这两项费用均由政府支付。这一系列的举措，充分彰显了德国整合全社会以及政府的力量，来给予父母，特别是母亲全方位的保护与支持。这种保护与支持体系有着深远的意义。从社会层面来看，它体现了德国社会对于家庭价值的高度重视。一个家庭中，母亲在孕期、产期以及育婴阶段都需要特殊的照顾和支持，这有助于家庭的稳定和谐。稳定的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和谐了，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从人权保障的角度分析，这些措施也是对女性权益的有力维护。女性在生育过程中面临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挑战，通过提供薪资保障，能够减轻她们的经济压力，让她们在生育过程中感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爱，这是对女性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从宏观的人口发展角度来说，这样的政策有助于提高生育率。在现代社会，生育成本的高企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德国的这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生育家庭的经济负担，从而对鼓励生育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就拿一个在德国并不鲜见的五口之家来说吧，这是一个有着正常收入的家庭。在他们家三个孩子成年之前，这个家庭每个月除了夫妻二人的常规收入之外，还能够获得一笔颇为可观的儿童金。这笔儿童金的数额可不小，经过计算为219×2 + 225 = 663欧，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约是4600元呢。而且啊，到了2020年的时候，由于疫情的特殊情况，这个家庭还能额外再领取300欧的疫情津贴。从这些实实在在的数据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察觉到，德国在这方面的政策那可真是诚意满满啊，是实实在在地拿出了真金白银来鼓励民众养育孩子的。毕竟，无论是每月稳定发放的儿童金，还是特殊时期额外给予的疫情津贴，这都是政府实实在在的资金投入。这些资金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在孩子的养育过程中能够起到不小的助力作用，比如可以用于孩子的教育支出、生活开销等各个方面。这就充分表明了德国在鼓励生育这件事情上，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而是有着切实的政策支持，通过给予家庭经济上的补贴，让人们更有意愿和能力去养育孩子。
育婴假的充裕性与灵活性，再加上父母金、儿童金政策的助力，为父母提供了充足的选择余地。这对于做出生孩子的决策，特别是二胎生育的决定而言，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像，新生命诞生后，有一段较为宽裕的时间让父母全心地照顾孩子，了解孩子的需求，这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多么的关键。这期间，父母可以从容地应对孩子的各种突发状况，从喂奶、换尿布到安抚孩子的情绪等，而不用在忙碌的工作和照顾孩子之间疲于奔命。其次，父母金和儿童金政策则从经济层面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养育孩子需要大量的经济投入，从孩子的衣食住行到教育等各个方面。父母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在育儿期间因一方可能减少工作而带来的经济压力，让家庭在经济上能够维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儿童金则像是为孩子的成长专门设立的一笔“成长基金”，无论是购买孩子的生活用品还是为孩子的未来教育进行储备，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对于二胎家庭来说，经济压力会更大，而这些政策就如同及时雨一般，让家庭在考虑二胎时多了一份安心。所以，这些政策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确实在生孩子尤其是二胎生育的决策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亲自养育过婴儿的父母都明白，要是真以为产假和育婴假就是轻松惬意的假期，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新生的小宝宝极其脆弱无助，对照顾的需求近乎于全天候无休。数不清的夜奶、哄睡、拍嗝以及安抚工作，纷至沓来，循环往复，就像一场永无止境的马拉松。小宝宝的世界一片混沌，父母也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其中。每到夜晚，家中就呈现出这样一幅景象：我头发蓬乱，身心俱疲，哼唱着那不成调的摇篮曲，试图先把自己哄睡；而我的丈夫呢，双眼通红，一会儿闭上，一会儿又睁开，最后干脆闭着眼继续给孩子换尿布。这产假和育婴假哪里是什么悠闲的假期啊，简直就是一场与疲劳和混乱的持久战。宝宝的需求随时可能出现，根本不给父母片刻喘息的机会。无论是半夜还是清晨，只要宝宝一声啼哭，父母就得立刻打起精神，投入到照顾宝宝的忙碌之中。这期间的艰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难以想象的。
那些能够一心二用，在努力工作赚钱的同时，还能悉心照料婴儿的父母，简直就是令人顶礼膜拜的超人啊！他们就像拥有神奇的超能力一般，在工作的忙碌与育儿的琐碎之间游刃有余。然而，我们大多数人并非如此，我们只是平凡的个体，没有那超乎常人的本领。工作的时候，我们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应对各种任务和挑战，精力被消耗得所剩无几；而照顾婴儿，更是需要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无尽的耐心，这是一项极其耗费心力的事情。想要同时兼顾两者，对于我们来说，就像是天方夜谭，根本无法做到像那些超人父母一样。
我的丈夫啊，他可是来自遥远的苏格兰，而我的爸妈呢，则在遥远的中国大地。当我们下定决心，要在德国这个对我们而言全然陌生的异国他乡构筑起自己的家庭，打拼出一番事业的时候，谁能料想到新冠这个犹如巨大黑天鹅般的灾厄会突然降临呢？新冠疫情自2020年初爆发以来，就如同一个摆脱不掉的幽灵，一直阴魂不散地徘徊在世间。要知道，我们双方的父母都已是花甲之年的老人了。就拿签证政策来说吧，它就像一道难以逾越的关卡，阻碍着老人的跨国行程。从苏格兰到德国，或者从中国到德国，都不是简单的事情，签证的办理有着诸多的限制与要求。再加上老人身体状况不佳这一因素，长途飞行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他们很难从苏格兰或者中国飞到德国来。
2018年，那还是前疫情时代呢，我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产后坐月子期间，我母亲不辞辛劳，从国内远渡重洋飞来照顾我，这一待就是三个月。在这期间，我的公婆也非常热心，他们居住在苏格兰，多次搭乘飞机飞来，做短暂的停留，只为给初为父母的我们搭把手，提供一些帮助。时间来到2020年，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当时，德国正处于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众多幼儿园都被迫关闭了，很不幸，我家老大就读的幼儿园也未能幸免。这一关闭举措，无疑给我们这个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带来了诸多不便和挑战，毕竟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家庭的各项安排都需要重新调整和规划。
没人来帮忙照顾孩子？没关系，我们自己搞定！原本就计划好了，我要独自承担起8个月一拖二的带娃任务。在德国，有《劳动法》保驾护航呢，它明确规定，在产假和育婴假期间，父母能够无条件地保留自己原本的工作职位，这可给我们吃了一颗大大的定心丸。8个月的时光转瞬即逝，我结束育婴假后便重返职场，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之中。这时候，就轮到我的老公来接手照顾两个孩子的重任了。在这个过程中，育婴假、父母金以及儿童金就像是及时雨一样，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要知道，养育孩子的花费可不少，从孩子的吃喝拉撒到教育娱乐，每一项都需要资金支持。而且，在我不能工作、老公可能需要减少工作时长来照顾孩子的情况下，家庭收入必然会受到影响。但有了这些保障措施，就像在风雨飘摇的小船上有了坚固的船帆，让我们在那段原本可能会更加举步维艰的日子里，安然无恙地度过了。
【日托机构的长短板】
育婴假再长，也终有结束之时。在工业化与城市化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多数家庭都会选择将孩子送往专业的儿童日托机构。自2013年开始，德国就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孩子年满一岁起，父母便有权将其送往日托机构。要知道，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下，尤其是在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地区，父母往往都需要投入到工作当中。一方面，工作的压力和要求使得他们难以在育婴假结束后全身心地照顾孩子；另一方面，专业的儿童日托机构能够提供更为系统、科学的照顾和教育服务。这些机构配备有专业的儿童护理人员，他们经过专门的培训，能够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给予恰当的照顾、引导和教育。德国在2013年做出这样的立法规定，无疑是考虑到了现代家庭的需求和社会发展的趋势。它既为父母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又能保障孩子在一岁之后能够进入到一个相对专业的成长环境之中。
在德国，儿童日托机构有着三种主要类型：其一为专门接收3岁儿童的Krippe；其二是面向3 - 6岁儿童的Kindergarten；其三则是为6岁学龄儿童在下午放学后提供做作业以及拓展兴趣场所的Hort。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各州在这方面的情况可谓千差万别。就拿我们所在的柏林来说吧，在诸多情形之下，第一种类型的Krippe和第二种类型的Kindergarten实际上是设在同一个园子里的。从幼儿园的性质来看，公立大园占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比例呢。这一比例数据反映出柏林在幼儿园资源分配上的一种独特格局。公立大园的存在为许多家庭提供了一种稳定、规范且具有一定规模效益的儿童托管选择。而不同类型儿童日托机构的划分，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不同年龄段儿童在成长、学习、社交等多方面的需求。Krippe针对的3岁儿童通常需要更多的生活照料和基本认知启蒙；Kindergarten阶段的儿童则开始更多地接触集体生活、初步的学习活动；Hort则是为6岁学龄儿童在学校学习之余提供了一个巩固知识、发展兴趣爱好的补充空间。这种根据年龄分层设置的儿童日托体系，从理论上来说是较为科学合理的，尽管在不同的州存在不同的实施状况，但总体上体现了德国在儿童早期教育和托管方面的精心规划。
除此之外，德国的幼儿教育机构可谓是种类繁多，形式各异。其中有私人注册公益协会所开办的小园，这类小园往往有着独特的教育理念和运营模式；还有教会幼儿园，它们可能会在教育过程中融入宗教文化元素，给予孩子别样的文化熏陶；再有就是父母们以合作社形式共同开办的幼儿园，这种幼儿园体现了家长们的积极参与和合作精神，大家齐心协力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关爱的成长环境；森林幼儿园也别具一格，孩子们可以亲近大自然，在森林的怀抱中探索世界、学习知识；企业办幼儿园也是其中一种类型，这往往是企业为员工提供的福利，方便员工的子女接受学前教育；双语、三语幼儿园也不少见，它们为孩子提供了多元语言学习的环境，有助于孩子在语言能力发展方面抢占先机；还有那些提供额外收费特色教育的私立幼儿园，它们会针对不同孩子的特长和兴趣开展特色课程，满足家长对孩子个性化教育的需求等等，真可谓是不一而足。另外，德国还有国家认证专业日托保姆，他们也具备接收学龄前小童的资格。这与国内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德国，大部分孩子在1岁左右就会开始进入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这是因为德国的社会观念、教育体系以及家庭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德国社会普遍重视孩子早期的社交能力培养，认为幼儿园是孩子接触社会、结交小伙伴的重要场所。而且德国的家庭结构中，父母可能都有自己的工作或者生活安排，较早送孩子入园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当然，也有少数幼儿园具备接收3个月大婴儿的能力，这为那些特殊需求的家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从整体上看，整个教育基础架构是相当完善健全的，呈现出国家、社会、私人三方齐心协力办学的良好态势。对于家长而言，他们在为孩子选择幼儿园的时候，有着诸多的考量因素。比如说文化氛围，不同的幼儿园可能有着不同的文化特色，有的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的则更倾向于国际化文化的融合；孩子的个性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性格活泼外向的孩子可能更适合充满活力、互动性强的幼儿园环境，而性格较为内向的孩子或许在相对安静、温馨的园所里会更舒适自在；家庭经济状况更是不容忽视的一点，毕竟不同的幼儿园收费标准存在差异，家长需要在自己的经济能力范围内做出选择；另外，离家的远近也是一个实际的考量因素，离家近的幼儿园方便孩子日常的上下学接送，能为家长节省不少时间和精力。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之后，家长们就能够为孩子挑选出最为合适的幼儿园了。
在德国，有包括柏林在内的多达12个城市和联邦州，它们针对日托机构有着独特的收费政策。在这些地区，孩子一旦年满3岁，就能够享受日托全免费的待遇。然而，其他州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那里是依据父母的收入水平来对日托进行收费的。这样一对比的话，我们柏林的家长可就相当幸运了。从理论上来说，他们每个月仅仅需要为每个孩子支付23欧元，就能在白天将孩子放心地托付给日托机构了。这23欧元相较于其他州依据收入而定的收费模式来说，真的是非常低的数额。要知道，在现代社会，养育孩子需要承担诸多的费用，日托费用也是家庭开支的一部分。在柏林，这样较低的日托费用无疑减轻了父母的经济负担，使得家长们能够更轻松地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同时也为孩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日间托管环境。
然而，实际的情况却全然不是这样的。在很多时候，我们往往容易被表象所迷惑，以为看到的就是事实的全部，但其实这只是一种错觉。就好比在雾里看花，看到的只是朦胧的轮廓，而真正的真相被隐藏在迷雾之后。这种现象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无论是在人际关系、社会现象，还是在科学研究等领域。例如，在人际关系中，我们可能会因为某人的某个举动就轻易对他做出评判，却忽略了背后可能存在的复杂原因，这就导致我们所认为的事实与真正的事实存在很大的偏差。所以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去探究真相，而不是仅仅满足于表面的现象。
联邦统计局于2017年开展的民意调查呈现出这样一个状况：在德国，高达75%的父母都持有一种看法，那就是儿童日托机构的数量是不足的。再看2020年的数据，我们会发现一个颇为严峻的事实，全德竟然有34万孩子面临着没有日托机构可去的困境。这种情况在大中城市显得尤为突出，毕竟大中城市人口十分密集，儿童日托机构短缺的现象就像一个难以驱散的阴霾，笼罩在这些城市的上空。在探讨德国家庭政策的时候，如果非要指出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那儿童托管机构必然是其中一个显著的方面。因为从前面提到的数据来看，无论是大部分家长的主观认知，还是众多孩子无日托机构可去的客观现状，都足以表明儿童托管机构在整个家庭政策体系中的薄弱之处。它就像是一条链条中较为脆弱的一环，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必然会对整个家庭政策的完善性和有效性产生不小的影响。
8月的时候，我家那两个小宝贝就要转去离家近的幼儿园了。老二呢，这是头一回转园，倒也还好。可4岁的哥哥就不同了，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转园啦。一想到这儿，我心里就满是愧疚，毕竟我没办法让他拥有一群固定的玩伴呀。说起转园的缘由，第一次是因为购置房产后搬了家。而后的这两次呢，都是由于能接收。要知道，孩子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上下学的路途上，不仅会让孩子疲惫不堪，还会占用孩子休息和玩耍的时间。而且，孩子在一个幼儿园待的时间不长，就很难和小伙伴建立深厚的友谊，这对孩子的社交能力发展也有着一定的阻碍。
在德国，不管是公立幼儿园，还是私立幼儿园，入园排队那可是相当漫长的一件事。家长们往往一得知怀孕的消息，就马不停蹄地四处去给孩子报名占位。要知道，哪怕孩子都出生了，也不一定能在幼儿园抢到一个名额呢。有时候啊，即便占了所谓的等待名单，也不过是徒增一份空欢喜罢了，就像守着一个毫无希望的泡影，因为那名单上的人数实在太多，前面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消化完呢。你瞧，德国的幼儿园资源相对紧张，人口数量虽然不像一些超级大国那样庞大，但随着近年来新生儿数量的增长以及人们对幼儿教育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对幼儿园的需求急剧增加。而无论是公立幼儿园的数量增长速度，还是私立幼儿园的扩容速度，都远远赶不上这种需求的增长。公立幼儿园受限于政府的财政投入、场地规划等多方面因素，不能迅速地增加学位数量。私立幼儿园虽然相对灵活一些，但它要考虑到成本、师资等诸多复杂的情况，也难以大规模地扩充规模。所以啊，这就导致了家长们面临着孩子入园难的困境，只能早早地排队占位，焦急地等待那可能遥遥无期的入园机会。
僧多粥少的状况本就令人头疼，而管理方面的混乱更是雪上加霜。幼儿园的管理模式可谓是五花八门、各自为政。有些幼儿园要求家长亲自前去打个招呼，混个脸熟，仿佛这是入园的一道特殊“关卡”；有些则简便得多，只需发送一封邮件即可；还有些必须通过电话预约面试，程序颇为繁琐；更有那些老派的幼儿园，特别强调只接收申请信件，注意，是那种打印出来或者手写的纸质信件呢，真可谓是传统得有些古板。这时候，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家长们的心情。他们辛辛苦苦给20个幼儿园报了名，就像在黑暗中摸索着寻找希望之光。经过漫长的等待，千辛万苦才终于收到一两家幼儿园的入园通知。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有精力去给那些报了名之后就如同石沉大海、毫无音讯的幼儿园专门打招呼，告诉他们自己已经找到合适的幼儿园了，请把自己从等待名单上划掉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在沙漠中好不容易找到一片绿洲，哪还有心思去管之前那些没有结果的探索路径呢？这整个过程充满了无奈与疲惫，无论是从幼儿园管理的繁杂多样，还是家长的应对状况来看，都明显暴露出目前幼儿园入园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
如此一来，幼儿园的等候名单就变得越来越长了。然而，这一现象却并非真实需求的体现。在供给方面，相关数据简直就是一个黑匣子。到底哪家幼儿园还存有学位，能提供给哪个年龄段的孩子，根本就无从知晓。要知道，幼儿园的招生情况本应是较为清晰透明的。家长们在为孩子选择幼儿园时，只能依据这个等候名单来判断入园的难易程度。可这个名单被越拉越长，其中却夹杂着许多并非真正急需入园的情况。也许是部分家长提前抢占名额，又或许是一些信息误导了家长，导致他们盲目地加入等候队伍。而在供给端，幼儿园学位的真实情况完全被掩盖。幼儿园的规模大小不同，能容纳的孩子数量和年龄段分布都不一样。没有准确的供给数据公开，就像在黑暗中摸索，家长们根本无法确切地知道自己的孩子有没有机会进入心仪的幼儿园，这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说，都是非常不利的。
有这么两个小家伙，8月的时候打算去一所双语幼儿园呢。为了能让孩子进入这所幼儿园，情况。那所幼儿园规模不算小，里面大概有150个孩子在就读。和园长谈完入园的正事儿之后，那位特别健谈的园长看似不经意地提到，他们的等候名单上竟然还有800多个孩子。当这个数字从园长口中说出的那一刻，我的脑子就像突然被引爆了一颗炸弹，“轰”的一下，脑海里仿佛瞬间浮现出一片乌央央的小脑袋，密密麻麻的，就像一群难以计数的小蚂蚁。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惊人了，800多个孩子啊，这意味着有如此众多的家庭也在渴望着自己的孩子能够进入这所双语幼儿园。这不仅反映出这所幼儿园的吸引力之大，也从侧面说明了如今优质幼儿教育资源的稀缺程度。在当今社会，家长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早期教育，都希望能为孩子提供最好的学习环境，双语幼儿园自然就成了众多家长眼中的香饽饽。而这所幼儿园能够吸引这么多家庭排队等候，必定有它独特之处，可能是教学质量非常高，也许是师资力量特别雄厚，又或者是课程设置独具特色。可是，这么多孩子在等待，入园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要是没有雄厚的财力直接选择高价的私立幼儿园，许多家长最终都只能向现实妥协。幼儿园的办学水平嘛，那可真是参差不齐。不过呢，在德国这个资源分配颇为均衡，且拥有完备的各类质量认证体系的国度，日托机构之间的差异程度倒也不至于太过荒诞离谱。大部分家长那颗纠结的心啊，在经历了小小的挣扎之后，也就慢慢恢复了平静。退一万步讲，那些必须出去工作的家长还可以雇佣私人保姆。只要向政府表明自己已经努力寻找幼儿园但却无果而终，那么这部分雇佣保姆的费用就会由政府来支付。这一政策的存在，无疑给那些在孩子入托问题上遭遇困境的家长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途径。毕竟在德国相对均衡的资源分配体系下，日托机构的整体情况虽然不至于千差万别，但对于一些特殊情况的家庭而言，仍可能面临入托难题，而政府的这项补贴政策就像是及时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焦虑，让他们在面对现实时多了一份从容。
市场宛如一个灵动却又有些任性的小家伙，经过多年的调配之后，无论是效率还是公平方面，都未能达到人们预先期望的成效。与此同时，近年来大中城市里的难民和移民数量如同潮水般急剧增加，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柏林政府就像一位反应有些迟缓的行动者，也终于开始有所行动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的变化：在2018年的时候，我给家里的老大报名幼儿园，那时候整个流程完全是由各家幼儿园自行其是，家长们只能被动地去适应幼儿园的各种要求。然而，到了2020年的时候，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七成的公立幼儿园已经被纳入由政府管理的kita navigator网站。这个网站就像是一扇刚刚开启的信息之窗，父母们起码能够在这个平台上查询到幼儿园相关的信息了，而且还能够直接在线报名，尽管这些信息还不是那么完善，准确性也有待提高，但这总归是一个进步的迹象，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曙光，虽然微弱，却给人带来希望，也说明在幼儿园管理方面，政府已经开始积极介入并逐步探索改进之路，虽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毕竟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供给方面的解决之策上，政府加大了预算投入用以扩建幼儿园，并且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园，此外还吸引更多的新生力量投身于幼教事业当中。那这样做究竟会产生何种效果呢？就如同德国诸多事务的发展规律一般，决策的推行以及见到成效的过程都是颇为迟缓的，不过大多数情况下最终都会产生长远的积极影响。那我们就且耐心等待，看看在幼教事业供给方面这些举措最终到底会带来怎样的成果吧。毕竟，政府投入更多预算扩建幼儿园这一举措，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增加幼儿园的数量，从而缓解入园难等一系列问题。鼓励社会力量办园，能够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多元主体的参与会带来更多样化的办园模式和理念，有助于满足不同家庭对于幼儿教育的需求。吸引新鲜血液加入幼教事业，则可以为这个行业注入活力，带来新的教育思路和方法。这些措施就像是一个紧密相连的链条，每一个环节都对改善幼教供给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虽然可能不会迅速看到显著的成果，但从长远来看，其积极意义是值得期待的。
【爸爸妈妈去哪儿了？】
有时候送小哥俩去幼儿园，哥哥总会好奇地问我：“妈妈，你打算去哪儿呀？”
妈妈要去工作啦。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工作对于成年人来说就像一场不能缺席的使命之旅。无论是在繁华都市的高楼大厦里，还是在充满烟火气的街边小店，每个成年人都有自己需要坚守的工作岗位。妈妈也不例外，她就像一颗默默奉献的螺丝钉，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每天早晨，当阳光洒进房间，她就得收拾好行装，踏上前往工作地点的路途。这不仅是为了赚取一份收入来维持家庭的生计，更是为了在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她在工作中的努力、付出和收获，都是她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如同阳光、空气和水对于生命的重要性一样。
他略作思索后说道：“我们小朋友的任务呀，就是玩耍！”
我和孩子他爸都有自己的工作，可即便如此，我们还能很好地照顾孩子，这可全得益于和雇主达成的关于工作时间与地点的灵活约定呢。要知道，在现代社会，工作与家庭的平衡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大多数情况下，工作有着严格的时间和地点要求，就像一道道紧箍咒，紧紧地束缚着上班族。然而，我们却很幸运，通过和雇主进行协商，在工作时间和地点方面达成了灵活的安排。这种灵活性，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为我们开启了工作与家庭兼顾的大门。比如说，有时候孩子突然生病或者学校有紧急事情需要家长到场，按照常规的工作安排我们肯定是分身乏术的，但因为有这种灵活的约定，我们就能够及时地去处理孩子的事情，不至于手忙脚乱、顾此失彼。这不仅让我们能够安心地投入工作，也让我们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缺席，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成长发展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当下，我们忙碌的一天自清晨6点就拉开了帷幕。我起床之后，一番洗漱，便在自家的办公室开启了工作模式。在这1到1.5个小时里，那可是我灵感最为泉涌、最具创造力的美妙时段呢。大约7点半的光景，睡上下铺的小哥俩也渐渐苏醒过来。瞧，睡在上铺的哥哥就像个灵动的小侠士，一个鲤鱼打挺就从床上飞身而下，紧接着迅速地打开卧室门，朝着厕所飞奔而去，一边跑还一边大喊：“妈妈，I need to pee!”这时候，妈妈总是温柔地回应：“去吧，儿子，这可是天底下顶重要的事儿呢！”毕竟，对于小孩子来说，这种生理需求是非常急切的，就像身体发出的紧急信号一样，不容耽搁。而且，孩子这种率真的反应也是他们天真无邪的一种体现，不会像成年人那样有所克制或者含蓄，而是直白地表达自己最基本的需求。
下铺的小家伙突然惊醒，他那小小的身体像是被什么猛然触动了一般。他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迅速地爬下床，像一阵小旋风似的冲进我和丈夫的卧室。只见他那稚嫩的小手紧紧地抓住爸爸的脸，带着哭哭啼啼的腔调大声呼喊着“奶！奶！”在他那小小的世界里，此刻要喝奶这件事简直就是天底下顶重要的事情呢。我那丈夫啊，每天都经历这样的“惊魂时刻”，久而久之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现在就算被这样折腾，也完全没有要被惊醒的迹象。而我呢，正在隔壁聚精会神地工作，弟弟这突如其来的大喊大叫，就像一道尖锐的声波，每次都毫无防备地穿透墙壁，把我吓一跳。我无奈之下，只好赶忙结束手头的工作，急匆匆地冲进厨房。在厨房中，我先是熟练地把奶热好，又开始准备早饭。之后，我回到卧室，耐心地告诉弟弟，并且还亲自示范给他看，我们要一起蹦跳到床上，去摇晃那个不知是真的沉睡还是在假装睡觉的爸爸呢。毕竟，这也是一种独特的家庭互动方式，虽然有些吵闹，但却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这看似混乱的清晨场景，其实也是家庭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展现出家庭成员之间独特的相处模式，尽管有些折腾，却也饱含着家人之间深深的依赖与情感联系。
稀里哗啦地搞定早饭，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又马马虎虎地洗漱完之后，我和丈夫就开始轮流送我们家那两个小家伙去幼儿园了。轮到我送的时候呀，我就像个赶羊倌似的，把这兄弟俩撵进小拖车里。然后把小拖车往电动自行车上一挂，就如同离弦之箭一般朝着幼儿园疾驰而去。到了幼儿园，就像卸货一样把他俩放下，接着就赶忙返回家去上班。我总是尽可能地把那些要紧的工作一股脑儿地都安排在上午完成。为啥呢？因为下午大概4点的时候，我就得再次骑上我的小电驴奔向幼儿园了呀。要知道，幼儿园可是5点就关门大吉了，要是去晚了，那可就麻烦了。这就像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游戏，每个环节都得紧紧相扣，一点差错都出不得呢。
一到家，我就像上紧了发条的机器一般，马不停蹄地扎进厨房开始做饭。时光悄然流转，等到大约6点的时候，老公下班归来，即刻开启了履行父亲职责与义务的模式。晚饭过后，我们便投入到哄孩子玩耍的温馨时光里。陪着孩子嬉笑玩闹之后，又有条不紊地帮孩子洗漱，再轻柔地哄着孩子入睡。这一整套流程下来，仿佛一场温馨而又忙碌的家庭交响曲。等孩子入睡后，我们这对老夫老妻才得以坐下来，悠闲地聊聊天，分享着一天的琐碎与感悟。不知不觉间，时针就指向了10点，此时的我就像耗尽电量的电池一般，整个人困乏不堪，于是便准备休息了。这看似平凡的一天，却处处充满着家庭生活的小确幸，每一个环节都像是一颗珠子，串联起了家庭生活的温暖链条。
在德国，像我们这样以父母和孩子两代人构成的小家庭模式是极为常见的。我们的双方父母都远在千里之外，而德国小朋友的爷爷奶奶即便就住在同一个城市，却秉持着“儿孙自有儿孙福”这样的理念。他们不会轻易搬来帮助儿女照料孩子，除非真的存在必不可少的需求。哪怕是那些住所相距不远的爷爷奶奶，也仅仅是主动提出每周帮忙照看一两天罢了。这种家庭模式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从文化角度来看，德国文化非常注重个体的独立性，无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被教育要独立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事务。对于老人来说，他们认为孩子成年之后就应该独立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自己的生活也不应被儿女的家庭过多干涉。在这样的文化熏陶下，他们不会轻易介入儿女的家庭生活，包括帮忙带孩子这种在其他文化中看似理所应当的事情。从社会福利体系方面分析，德国有着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老年人在退休之后，有足够的养老金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不需要依赖儿女的赡养，也不需要通过为儿女带孩子来换取经济上的支持或者情感上的依托。他们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去旅行、参加社交活动或者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再从居住习惯来看，德国人大多喜欢独立居住。即使是父母与子女住在同一座城市，他们也更倾向于各自拥有独立的住所。这种居住习惯进一步强化了家庭之间的独立性，使得老人和儿女的生活相对分离，减少了老人日常参与儿女家庭事务的机会，包括带孩子这件事。
在德国政府的家庭政策当中，其格外注重给予父母灵活的工作时长以及短工时的工作模式，而疫情的来临无疑加快了这一趋势的发展进程。就拿我所采用的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灵活工作时间模式来说吧，它正变得愈发流行起来。如今，众多传统的企业机构纷纷开始推行在家和在企业办公的混合办公模式，像3 + 2或者4 + 1这样的模式逐渐成为常态。在这种模式下，上班族大大缩减了在办公室坐班以及上下班路上的通勤时间。对于他们而言，这意味着每天能够节省出不少时间用于休息、陪伴家人或者进行自我提升。比如说，以前每天花费两个小时通勤，现在可能只需要一个小时甚至更少，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差就可以用来阅读一本书籍或者学习一门新的技能。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呢，这种模式也有着诸多的益处。企业可以减少办公室物业、水电等一系列固定支出。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像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每月的物业费用可能高达数万甚至数十万元，水电费用也相当可观。通过这种办公模式的转变，这些费用能够得到有效的削减，这无疑为企业节省了大量的成本。而对于那些有孩子的职场人士来说，这种模式简直就是福音，他们对这项举措可谓是热烈欢迎。毕竟，这样他们就有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孩子，陪伴孩子成长，处理孩子的教育、生活等各方面的事务，而不用像以前那样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疲于奔命，狼狈不堪。
这是一幅雇主与政府携手合作的理想画卷，在我们的周遭，确实存在着不少因之而获益的家庭。这种理想的合作模式有着诸多积极的影响和体现。从雇主的角度来看，他们积极与政府配合，可能会在税收优惠、政策扶持等方面得到诸多好处。例如，政府为鼓励企业吸纳特定群体就业，会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这既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又能让企业在社会形象上得到提升，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才和客户。而从家庭的角度来说，这种合作所带来的好处更是直接且显著的。可能会使家庭成员在就业机会、薪资待遇、职业发展等方面获得更多的保障和机遇。比如，政府通过与雇主合作开展职业培训项目，提升了家庭成员的职业技能，进而增加了他们在职场上的竞争力，最终提高了家庭的整体收入水平，改善了家庭的生活质量。这充分说明了雇主和政府配合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在现实生活中的切实体现。
我的好友Katja呢，是一名翻译工作者，而她的丈夫Antoine，来自法国，从事技术项目审核的工作。他们育有一个超级可爱的小女儿。自从这个小生命降临之后呀，他们就下定决心，要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经营家庭以及发展个人爱好上去。Katja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她要把工作和生活泾渭分明地分开。于是呢，她每周都会前往办公室，在那两台硕大的屏幕前辛勤工作20个小时。Antoine就不一样啦，他每周有四天的时间都在家中办公。你瞧，他的电脑旁边总是放着一把吉他和一杯香浓的咖啡，偶尔他也会到办公室去处理事务。他们对物质并没有过高的奢求。绝大多数时间里，他们都是在那间摆满了植物的温馨房间里度过的。陪着孩子，弹弹吉他，搞搞创作，或者和朋友们相聚一堂，享受着惬意的生活时光。在这个快节奏、物欲横流的时代，很多家庭都在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不断地忙碌于各种赚钱的事务当中，往往忽略了家庭的经营和个人爱好的培养。而Katja和Antoine却能跳出这种世俗的模式，他们深知家庭和个人兴趣对于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的陪伴，个人爱好的发展能够丰富内心世界，让生活更加有滋有味。所以，他们选择以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在家庭、工作与自我之间找到了一种美妙的平衡，过得既充实又快乐。
然而，不难设想，并非所有的雇主都心甘情愿或者有能力给予灵活的工作时间与工作地点。在现实的职场环境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雇主类型和企业状况。从企业规模来看，一些小型企业可能由于自身资源有限，资金紧张，业务流程相对简单且紧凑，难以提供灵活的工作安排。比如说，一个刚刚起步的创业公司，可能正处于全力抢占市场份额的关键时期，员工需要紧密协作，随时应对各种突发的业务需求，这种情况下，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地点就很难实现。再从企业所属行业的特性来说，像制造业这种依赖大型设备和生产线的行业，员工必须在特定的工作场所进行操作，工作时间也往往要与生产线的运行时间相匹配，想要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地点几乎是不现实的。而且，部分传统行业的管理模式较为僵化，雇主长期遵循固定的工作模式，对于新兴的灵活工作理念接受程度较低，缺乏改变的动力和勇气，这也使得灵活的工作时间和地点难以在这些企业中推行。
有一位妈妈叫Daria，我与她颇为相熟。她在一家企业的人力资源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许多年。在休完产假回来之后，由于一些个人的状况，她无法从事全职工作。结果呢，雇主找了各种各样的借口和理由，以合法的手段将她劝退了。她告诉我，这可不是个例啊。你看，制造业和旅游业在疫情的猛烈冲击下，可谓是遭受了重创。制造业的原料成本像火箭升空一样大幅升高，而旅游业的营收则如同高台跳水般大幅回落。在这种艰难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对用工成本可是把控得非常严格的。咱们来分析一下其中的缘由。就拿同样一份工作来说吧，企业在考量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全新的全职员工所带来的投资回报率往往要比一个半职的老员工更高。这就好比是在做一笔投资，企业总是希望用最少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对于这些只能做半职工作的妈妈们来说，企业就会千方百计地找个理由把她们劝退。毕竟在企业看来，在成本与收益的天平上，这些半职妈妈们似乎让天平向成本那一端倾斜了，所以就只能无奈地跟她们说再见了。
那么建筑工人爸爸和厨师妈妈又当如何呢？护工爸爸以及超市收银员妈妈的情况又怎样呢？灵活的办公地点和办公时间这种福利，并没有普及到所有的家庭之中。众多蓝领阶层的父母们只能在本地工作。要知道，他们的总收入本就十分微薄，而当下物价又在急剧地通货膨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哪里敢有减少工作时长这样的念头呢。企业要是想辞退他们，可比辞退Daria容易多了，这是因为他们签订的并非长期合同，而是每年一签或者半年一签，只要雇主不满意，不续签合同就可以了。蓝领阶层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难以享受到灵活办公的好处。建筑工人需要在特定的建筑工地进行劳作，厨师要在餐厅的厨房为顾客烹饪美食，护工必须在医院或者患者家中提供护理服务，超市收银员更是要坚守在超市的收银岗位上。这些工作地点是固定的，无法像某些白领工作那样可以灵活选择办公地点。从收入方面来看，蓝领工作的薪酬普遍不高。以建筑工人为例，他们每天从事着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面临着各种危险，如高空作业的风险、建筑材料可能带来的伤害等，但他们的工资仅仅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厨师虽然能够做出美味的菜肴，可他们的收入除了支付日常开销外，所剩无几。在物价飞涨的当下，食品、住房、医疗等各项生活成本都在不断攀升，蓝领家庭的经济压力愈发沉重。再看他们的劳动合同，每年或者半年一签的合同使得他们的工作稳定性极差。雇主在合同到期时拥有很大的决定权，如果雇主觉得他们的工作表现不够好，或者因为一些外在因素，如企业经营不善需要削减人力成本等，就可以不续约。相比之下，Daria可能签订的是长期合同或者受到更多的劳动保护，企业在辞退她时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法律约束或者社会舆论压力。这就使得蓝领父母们在就业市场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灵活办公对他们来说就像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对于那些处于低收入状态的家庭而言，孩子能够进入幼儿园接受教育，这可是父母得以安心工作从而解决收入难题的关键前提。要知道，家庭政策的规划应当是全方位的。就像一个精密的机器，各个部件协同运作才能发挥最大功效。在解决家庭面临的诸多问题时，每一个政策点就如同一个杠杆，它们各自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但有时候，某个杠杆可能会因为各种外部或内部的因素而无法正常施展力量，这时候就需要其他杠杆来弥补空缺，起到一定程度的补救和缓冲作用。这就好比在一场接力赛中，一位选手突然受伤无法继续奔跑，那么就需要其他队友及时补上，这样才能确保整个团队继续前进。家庭政策也是如此，它需要全面布局，如此才能够针对不同家庭的具体状况，提供各种各样相应的支持与援助，确保每个家庭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都能有合适的应对之策，不至于在某个环节上因为缺乏支持而陷入困境。
【家庭政策不是立竿见影的】
德国家庭政策的靶向细分下来，主要包含三个部分：其一为儿童幸福，其二是父母幸福，其三则是社会目标，这三个部分彼此之间存在着交集。就儿童幸福而言，它囊括了诸多方面，像是儿童的教育状况、健康水平、安全保障以及能够拥有陪伴的时光等。教育是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关键因素，良好的教育能为他们的未来奠定坚实基础；健康如同基石，没有健康的体魄，一切发展都将受到限制；安全保障是让儿童免受外界威胁的护盾；而充足的陪伴时光则有助于儿童形成健全的人格。父母幸福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减轻压力、预防贫困、实现男女平等以及提高就业参与程度等。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承受着各种压力，减压能够让他们以更好的状态投入到家庭和社会生活当中；预防贫困则确保了家庭的基本生活质量；男女平等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在家庭中体现为权利和责任的平等分担；就业参与程度则关系到家庭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地位。社会目标包含人口增长以及社会和家庭价值的提升等内容。人口增长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它影响着劳动力资源、社会结构等多方面；社会和家庭价值的提升有助于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氛围，增强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在这些部分的交集之处我们能够发现，经济压力和贫穷犹如两把利刃，会无情地剥夺儿童和父母的幸福。经济压力下，儿童可能无法享受到优质的教育、充足的陪伴等幸福要素，父母也会在生活的重压下疲惫不堪，男女平等和就业参与等方面也会受到冲击。而对于社会和家庭来说，实现就业率提升、失业率降低无疑是一种双赢的理想结果。这种结果不仅能够增加家庭收入，提升家庭幸福指数，还能为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且来瞧瞧相关的政策工具：提供资金、给予充裕的时间、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工作权益，还有针对育有三个及以上孩子家庭的特殊政策。就我自身以及周边朋友的亲身经历而言，这些一目了然的政策工具在增进儿童与父母的幸福方面成效显著。在德国生育孩子，无论是从经济层面考量，还是着眼于个人的幸福感受，都不会让人觉得压力沉重得不堪忍受。而且，这些政策在极大程度上能够确保孩子的幸福。如此一来，人们就能较为从容自在地作出生育的决定了。首先，就“给钱”这一政策来说，资金支持在生育过程中是非常关键的。养育孩子需要大量的费用，从孩子的吃穿住行到教育医疗等各个方面。当有了资金支持，父母就不必为孩子的基本生活开销而过度担忧，这直接减轻了经济上的负担，从而为家庭的幸福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其次，“给时间”这一政策也极为重要。养育孩子需要父母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如陪伴孩子成长、教育孩子等。如果父母没有足够的时间，孩子可能会缺乏关爱和正确的引导。而足够的时间能够让父母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增强亲子关系，这对家庭幸福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再者，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孩子和家庭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比如完善的医疗设施能够保障孩子的健康，优质的教育设施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这不仅是对孩子的一种保障，也是让父母放心生育的一个重要因素。工作保障则确保了父母在生育孩子期间不会因工作问题而陷入困境。有了稳定的工作保障，父母不用担心因为生育而失去工作或者职业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这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生育的后顾之忧。最后，针对三个以上孩子家庭的特殊政策，如更高的儿童金，更是为大家庭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支持。随着孩子数量的增多，家庭的经济压力必然增大，这种特殊政策能够有效地缓解这种压力，保障孩子的生活质量，进一步促进家庭的幸福和谐。
公共政策，例如家庭政策，向来不会一蹴而就、即刻收效。它从开始施行直至产生明显的效果，往往需要历经至少10到20年的漫长周期，所以仅仅一两年这样短期内的生育率波动，根本无法作为有力的证据。不妨看看下面这张表格所呈现的内容，自2009年起推行的各项家庭政策，在岁月的长河中悄然流淌了十几个年头之后，在提升生育率这个方面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这足以证明家庭政策这类公共政策发挥作用是需要一定时间沉淀的，不是短期内就能看到明显成效的。毕竟政策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是逐步渗透的，它需要慢慢改变人们的观念、行为习惯以及社会整体的生育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就像一颗种子，从播下到发芽、茁壮成长为参天大树，需要充足的时间来经历各个生长阶段，家庭政策在提高生育率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要经过多年的酝酿发酵，才能最终显现出它的积极作用。
在家庭政策的众多目标里，“就业参与程度”这一目标颇为特殊，它并非仅凭一个家庭政策就能够得以解决。家庭政策往往涵盖多个方面，例如对家庭经济的扶持、家庭成员关系的协调以及家庭在社会中的定位等诸多领域。而“就业参与程度”受到众多复杂因素的交互影响。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整体的经济形势对就业机会的数量有着根本性的制约。在经济繁荣时期，企业扩张，岗位需求大增，人们的就业参与程度自然会提高；反之，在经济衰退时，企业裁员，就业岗位稀缺，就业参与程度就会受到极大的抑制。从个体微观层面来说，个人的教育水平、职业技能、健康状况等因素也对就业参与程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且具备多种专业技能的人，相较于教育程度低且缺乏技能的人，显然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其就业参与程度也更容易保持在较高水平。健康状况也是同理，身体强健的人能够更积极地投入到就业活动中，而身体欠佳的人可能在就业选择上会受到诸多限制。由此可见，家庭政策只是影响就业参与程度的诸多因素中的一部分，要想全面解决就业参与程度这一目标，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政策措施以及社会各层面的因素。
在德国，老一辈妇女婚后的生活曾被描述为“Kirche, Küche, Kinder”，也就是教堂、厨房和孩子。这一描述就像是一个标签，深深印刻在过去德国社会对于女性婚后角色的认知里。然而，时过境迁，当下的德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即便是在民风相对保守的南部地区，例如天主教徒大量聚居的巴伐利亚，这种传统的婚后生活模式也变得极为罕见了。巴伐利亚地区，因其深厚的天主教传统，曾经是这种传统女性婚后生活模式的典型代表区域。这里的人们秉持着较为传统的家庭观念，宗教信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社会观念的逐步转变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女性不再局限于教堂、厨房和孩子这样的单一生活轨迹。现代的巴伐利亚女性，就像德国其他地区的女性一样，开始积极参与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在工作、社交、政治等多方面展现出自己的独特价值，曾经那种单一模式的婚后生活已经逐渐成为历史的记忆了。
当今的德国，已然是一个工业化与城市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虽然女性相较于过去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然而，这些机会与理想状态相比，却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从工业化的角度来看，德国的工业体系完备且发达，众多的企业和产业为男性和女性都提供了就业岗位。城市化进程也使得女性在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的获取上更为便捷。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德国就能够完全平等地享有所有机会。在企业的高层管理职位中，女性所占的比例依旧较低。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在德国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中，女性成员往往不足三分之一。这表明，在职业晋升这条道路上，女性面临着无形的阻碍。在社会观念方面，传统的性别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尽管现代社会倡导性别平等，但在一些家庭事务的决策以及社会舆论的导向中，女性往往被赋予更多照顾家庭的角色期望。这种社会观念的束缚，使得女性在追求个人职业发展或者其他个人选择时，受到诸多限制。所以，即便德国如今的发展水平很高，给予女性的选择仍然远远不够。
在国内众多行业之中，女性薪酬低于同工种、同级别的男性同事这种现象颇为常见。就像一种潜在的、难以破除的职场“魔咒”一般。当女性分娩之后，大多数家庭往往会从母亲身体康复、母乳喂养的便利性以及父母育儿金等诸多因素综合考量，倾向于让妈妈休比爸爸更长的假期。这看似是一种家庭内部基于亲情和现实情况做出的合理安排，然而却在无形之中给职场女性带来了巨大的职业挑战。当女性休完漫长的产假重返工作岗位时，尽管原职位还保留着，但在晋升竞争这条道路上，她们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这种情况在高校和企业里表现得格外突出。在我的朋友圈子里，就有不少育龄女性，她们拥有伴侣，事业也发展得不错，可是却迟迟不敢生育。她们深知一旦生育，很可能面临职业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毕竟，在竞争激烈的职场环境中，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在高校里，科研项目的推进、学术成果的产出不会因为女教师生育而停止对她们的要求；在企业里，业务指标的完成、业绩的提升同样不会对休完产假归来的女性员工网开一面。在这种职业压力之下，很多育龄女性不得不对生育望而却步，这不仅是她们个人的无奈，更是整个社会需要和思考的性别平等议题。
近年来，德国大学的用人机制引入了美国大学的Tenure Track制度，也就是所谓的“非升即走”模式。在这种模式之下，男女博士后们拥有长达6年的时间朝着终身教授的职位奋力冲刺。这6年呢，往往正值他们30到40岁这个人生的黄金年龄段。对于女博士后而言，若想在大学获取终身教职，那可真是面临着两难的抉择。一方面，她们可能得推迟生育计划，甚至放弃生育；另一方面，就必须得到另一半毫无保留的支持才行。就拿我的朋友Anke来说吧，她31岁博士毕业的时候，满心欢喜地组建了家庭，还拥有了自己的孩子，圆了家庭梦想。可是，在之后的6年里，她在Tenure Track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上未能走到终点，最终只能无奈地离开大学。如今呢，她在一所国际学校谋得职位。这一实例足以说明，在德国大学现行的这种用人机制下，女博士后要想在学术和家庭之间找到平衡是多么的困难，这种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给女博士后的职业发展和家庭规划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
我有一位大学好友，名叫Clara。她可是个行事风风火火、说话说一不二的人。想当年，她22岁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可到了25岁的时候，这段婚姻却画上了句号。如今呢，她和男友已经共同生活了长达8年之久。他们安然无恙地度过了所谓的“七年之痒”，眼下正在思量是否要生育子女。然而，她却始终在这个问题上踌躇不定。要知道，她所在的企业，绩效竞争那叫一个激烈异常。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她选择生孩子，必然会在事业发展的道路上被同事们超越。企业里的竞争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大家都在你追我赶，谁也不想落在后面。每一个项目、每一次考核都是竞争的战场，员工们为了更好的绩效评估，为了能够在晋升的道路上抢占先机，无不使出浑身解数。而生育这件事，对于女性来说，往往意味着要在工作上做出一定的让步，比如休产假期间，可能会错过一些重要的项目和机会。这就如同在一场激烈的赛跑中突然停下来休息，等重新出发的时候，其他人早已跑到前面去了。所以，Clara的犹豫也是情有可原的。
政策难有尽善尽美的，仅仅依靠家庭政策去化解所有的难题，这无疑是天方夜谭。家庭与事业之间的协调，恰似一道亘古谜题，长久地横亘在人们面前。生育这件事，何时才能与事业发展并行不悖呢？这恐怕并非简单之事，它大概率需要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发生更为深刻、更为广泛的变革才行。毕竟，生育和事业之间的矛盾是复杂而多面的。从经济角度来看，在现代社会中，事业发展往往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人们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在工作中立足。而生育则意味着女性需要在一段时间内将精力从工作中分散出来，去承担孕育、抚养孩子等责任。这期间可能面临薪资减少、职业晋升受阻等情况，对于家庭整体的经济收入有着直接的影响。在这种经济利益的权衡下，很多人不得不对生育持谨慎态度。从文化层面来讲，传统的社会文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生育与事业的关系。例如，一些地区仍存在着“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女性往往被赋予更多照顾家庭的责任。这种文化观念使得女性在生育后更难重返职场，或者在职业发展中面临更多的障碍。如果文化领域不能朝着更加平等、包容的方向变革，那么生育与事业的矛盾就很难得到根本性的调和。或许只有当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变革达到一定程度，生育与事业之间的矛盾得以化解的时候，生育率才不会再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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